数字时代的疯癫书写：“发疯文学”的疾病隐喻与美学疗愈
数字与现实交织下，即时通信应用（如微博、小红书）成为匿名社交展演和拟态认同的“电子名片”，社交用户借由数字技术掀起“发疯文学”的浪潮。笔者谨以“数字原住民通过符号狂欢解构理性秩序的话语实践”作为“发疯文学”的一个粗浅定义，进而剖析“发疯文学”的文本生发语境，解构其形式结构，挖掘潜藏的叙事魅力和权力博弈；捕捉“发疯文学”与经典文学的对话和回声，追踪“发疯文学”在传播、二创过程中的“重复性操演”和“电子部落”的身份构筑；最后指出“发疯文学”疗愈的二重性：既作为“社会安全阀”开展美学疗愈，又难逃被资本收编的命运。
小红书“林黛玉发疯文学”笔记截图（来源：小红书用户@德美（酒菜禾子），2023，访问日期：2025年3月7日， http://xhslink.com/a/1MTiH677e7h7）
小红书“琼瑶式发疯文学”笔记截图（来源：小红书用户@天下第一无敌喵萝，2021，访问日期：2025年3月7日， http://xhslink.com/a/epU6qcfW46h7）
生成语境：数字技术与算法霸权
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指出，现代权力从“使人死”的惩戒机制转向“使人活”的治理术，其核心是对人口的统计学管理。规范化的生命形式将个体纳入可预测的治理框架；后继者阿甘本提出“例外状态”理论，揭示权力通过悬置法律边界将生命降格为“赤裸生命”，使其暴露于无休止的干预中；内格里与哈特则从劳动范式转型切入，提出“生命政治劳动”概念：在数字资本主义中，非物质劳动（情感、社交、数据生产）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劳动与生活界限的消弭使个体生命彻底沦为“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对象。
数字技术既是否定性的权力工具，也是肯定性的治理手段。平台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将个体行为转化为可计算的绩效指标的同时，数字技术为优化社会治理提供新路径。除了显性的审查机制和敏感词检测屏蔽外，信息技术还催生了隐性的权力管控，即推送机制和曝光逻辑。德勒兹指出，控制社会正在实行隐形的持续性调控，技术向度正在“依赖于算法的精准图绘技术来培养虚体与平台之间的依赖性关系”。当算法通过用户行为数据（停留时长、点赞、评论）预测偏好，当创作者们被迫打上热门标签（如#发疯文学#前任复合#185帅哥）以迎合平台推送，当平台用运营数据变相引诱帖主付费使用“加热工具”（如微信视频号就采用了这一机制）换取曝光，内容生产将沦为数据绩效和收益分成的奴隶。此时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已渗入网络世界的毛细血管，看似自由、包容、文明的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悄然形成。当主体被赋予数据身份时，就不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而是从现实的个体抽象成透明的数据，成为被量化分析的对象。由此，资本通过读取剪贴簿、情感分析、关系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以及算法、决策树、模型建构等方式，将用户的意见进行分类，进而推送相近内容，推荐相关产品，实现数字霸权的隐形控制，获取商业利益。
文本武器：权力博弈和抵抗策略
在网络亚文化实践中，用户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变异策略，突破数字治理的语义边界。通过谐音替换、符号拆解等修辞手段，用户在平台算法的规训体系中开辟出特殊的表意空间。当规范文本遭遇审查和屏蔽时，网民被激发建构起具有双重解码机制的暗语系统。表层的符码“顺应”平台审查，深层语义则在社群共识中完成“叛逆”。数字规训与文字游戏的博弈构成了网络时代特有的符号政治学，每个被重构的能指都成为微型的抵抗阵地。于是，一些“低俗”词汇通过谐音梗“重获新生”，既规避敏感词过滤，又形成心照不宣、会心一笑的亚文化暗号。这种抵抗逻辑与“例外状态”相类。传统的主权权力通过悬置法律制造治理裂隙，而用户的“自我例外化”主动创造语言游戏的灰色地带，对抗生成语境中的审查机制。
当我们在探讨“发疯文学”如何挑衅平台的推送机制时，不妨剖开“发疯文学”的文本内核。基于符号学机制，可以将发疯文学的文本划分为能指分解型、能指增殖型、能指虚无型：
1.能指分解型：破坏语言能指链的线性逻辑。
A.乱码入侵：非语义符号穿插
例：asdf@￥#&6!
B.标点爆破：连续使用感叹号/问号等
例：崩溃！！！！！！！崩溃！！！！！！！
C.语法坍缩：主谓宾结构、词序混乱
例：地球没照我样转？硬撑罢了！地球没照我样转？硬撑罢了！地球没照我样转？硬撑罢了！地球没照我样转？硬撑罢了！
D.逻辑混乱：语句的随意拼贴，上下句之间衔接断裂
例：你说的我不敢全部认同 按照辩证现实魔幻主义来说 海绵宝宝确实是我们居委会选出来的楼组长最佳人选 但同时依剧拖列尼尔马斯夫斯基的超现实赛博朋克画作的经验看来 夏天适合喝一碗绿豆百合汤的时候观看猪猪侠之熊大熊二闯森林 你觉得呢？
2.能指增殖型：通过能指的无限复制与差异重复，制造超真实符号秩序。
A.反转重复：在重复能指的基础上加入反转元素，产生戏谑效果。
例：猛地推门而入！推门而入！推门而入！推门而入！推门而入！推门而入！推门而入！推门而入！然后推了十分钟发现是旋转门……
B. 差异重复：能指在形式或语义上进行差异化的重复。
（1）字形差异重复：利用同音异形字进行差异化重复。
（2）句式修辞重复：使用排比句式和重复修辞，语义上形成错位的戏谑感。
C. 括号剧场：动作链可无限延伸续写，增强情境的丰富性和故事性。
例：考上什么大学并不重要，反正毕业了也是在校门口卖手抓饼（放面糊）（抹）（打蛋）（抹）（涂肉酱）（撒豆角）（撒葱花）（放火腿肠）（放脆脆）（放生菜）（打横卷起来）（切一切）（打竖切两段）（叠起来装进纸袋）（装进塑料袋）（递给学弟学妹）（擦汗）
3.所指虚无型：消解所指。
A.身份扮演：能指空洞化
例：我是一只蟑螂……嘿嘿……走到哪里都有妹子为我尖叫……就算被拍扁也无所谓，我可以扁扁地爬走……
B.重章复沓：1+1+1+1+……+1=1
例：恭喜你啊，年轻人，你又被我恭喜到了。回想起昨天仿佛就在昨天，现在每呼吸1分钟，就仿佛过去了60秒，说实话，现在的年轻人啊跟老一辈的比起来真的很年轻，但是老一辈吃过的盐可能比你吃过的饭还要咸。
无论是能指分解型、能指增殖型还是所指虚无型文本，都在挑衅与破坏编码系统。须知控制社会不再依赖福柯式规训社会的封闭空间与固定模板，而是通过无处不在、流动不居的数据流、算法逻辑和标准化编码实现持续性的隐形调控。控制社会的编码系统旨在将个体生命、情感、行为乃至思维模式都转化为可识别、可分类、可预测、可引导的数据模块，纳入资本与权力的治理轨道。
而“发疯文学”对控制社会编码系统的脆弱环节进行了精准打击。首当其冲的是可识别性：当用户敲击出一连串标点或堆砌无意义的乱码时，其本质是拒绝系统为其打上程式化的情感标签。更进一步地，可分类性也被消解得所剩无几：语法的坍缩（能指分解型—语法坍缩）和逻辑的混乱（能指分解型—逻辑混乱），使得算法依赖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难以解析其“真实意图”或进行有效的主题分类。这些文本如同投向算法识别引擎的“烟雾弹”，模糊了内容的可读边界，逃避了平台的“感知层”监控和内容规训。
在丧失可识别性和可分类性的前提下，资本“分析文本→分类文本→预测推送→引导消费→实现获利”的链条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倒塌。尤其是能指增殖型文本中，无限重复的句式、差异重复、开放延展的“括号剧场”，制造了过剩的、冗余的、循环的符号噪音流，打破了可预测性。因为这不仅破坏了控制社会所追求的精准、高效、简洁的数据流动，还打破了算法预测用户行为所依赖的模式。看似无意义的增殖最终导向有意义：算法难以建立稳定的用户画像，行为预测模型在“发疯文学”面前自动失效。
三、文学疯癫谱系的当代续写
上文的符号学分类不仅揭示了“发疯文学”的文本机制，还暴露出其与文学史中疯癫叙事的隐秘勾连。从能指链的主动断裂到所指的刻意虚无化，这些看似属于数字时代的“先锋”形式策略，其实深植于文学传统对理性秩序长久不息的质疑与反叛。从能指的游戏到叙事的回声，“发疯文学”既是对平台规训的当下反抗，也是文学疯癫谱系的当代续写。
在传统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可能会存在将疯癫视为从“原始混沌”到“科学理性”的线性进步论。然而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早已断言，疯癫的形态始终被嵌在权力话语之中。作为文学母题之一，从古希腊悲剧到当代小说，疯癫的表现形式与功能随历史语境演变。从古希腊酒神信徒的迷狂被视为神圣仪式的一部分（与城邦宗教权力共谋）到中世纪的疯癫被污名化为“道德堕落”（与教会权威绑定），从《狂人日记》的疯人疯话到《一九八六年》的酷刑自虐，每一阶段的疯癫定义都是权力对其重新编码的结果。疯癫始终扮演着文明秩序的“症状性他者”，既是被驱逐的污点，又是照见理性裂隙的扭曲镜面。
由此，经典文学中的疯癫书写为理解“发疯文学”提供了历史参照系与理论透镜。“发疯文学”继承了谱系中对理性秩序的质疑与抵抗，但通过解构、戏仿与符号狂欢等策略，将经典叙事中的核心策略（异化、佯疯、抵抗）转化为适应平台算法逻辑与青年亚文化语境的新战术。
（一）抵抗场域变迁与佯疯策略升级
启蒙理性将疯癫贬黜到“非理性”的栈道，其反抗性被迫转入隐喻的陈仓。这种规训逻辑使疯癫沦为理性的工具性策略，而非真正的精神解放。哈姆雷特的“装疯”策略正是这一工具性的症候。哈姆雷特以装疯试探克劳狄斯，表面的疯癫成为复仇计划的理性伪装，因为哈姆雷特的疯癫必须服务于“装疯卖傻——麻痹敌人——揭露真相——复仇成功”的线性逻辑，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主体虽借疯癫保留清醒内核，却深陷“to be or not to be”的终极悖论：否定权力虚伪性的同时，复刻了同一套暴力逻辑。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在此显影，哈姆雷特的疯癫不过是更高阶肯定的前奏，其颠覆性因目的论束缚而自我消解。
类似策略还见于革命叙事的悲壮篇章。《红岩》中的华子良为传递情报长期装疯，忍受非人凌辱，以自毁式表演蒙蔽敌人。他的疯癫是步步为营的革命战术。表面看，这是理性对疯癫的绝对掌控；深层却暴露权力机制的残酷悖论。唯有将肉体降格为“赤裸生命”，才能在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的规训机器的识别和迫害下周旋。华子良的疯癫注定成为革命宏大叙事的注脚，其个体创伤被“革命必然成功，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理性所吸纳。
“装疯”策略与“发疯文学”的根本差异，根植于抵抗场域的根本性变迁，场域的变迁又催化了抵抗策略的升级。哈姆雷特的宫廷、华子良的渣滓洞，是边界清晰的物理空间，权力运作（克劳狄斯的王权、狱警的监视）相对可见，“装疯”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对特定空间规则和权力者心理的把握。但是“发疯文学”的场域已经从禁锢转向了弥散。在看似自由的空间内，规训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捉摸，内嵌于用户与平台的每一次互动，又一次次在众声喧哗中逃遁。抵抗逻辑的转向从而浮出水面：经典“装疯”是高度理性计算的产物，服务于宏大目标，其抵抗具有靶向性，“装疯”者的主体性耦合于既定的权力棋局内运作；“发疯文学”的抵抗并不服务于某个外在的宏大政治或历史目标，这种抵抗的目的和场域一样弥散，其价值在于制造混乱、撕开裂隙、开辟逃逸线。其主体性通过主动的符号越界得以张扬。
（二）媒介生态重构与向内疗愈转型
当鲁迅的“狂人”以“吃人”的疯言撕开礼教的面具时，疯癫是反理性的启蒙工具，以非理性解构伪理性；《一九八六年》中的主人公因迫害发疯，以自残重演古代酷刑。疯癫是理性崩塌后的虚无，理性与疯癫的界限彻底消失，并宣告主体性的死亡。当疯癫不再承载反抗希望，而是沦为暴力的沉默回声时，它揭示了在权力碾压下的疯癫也快要失去了言说真理的能力。
经典“疯癫”的批判力量，源于对线性、深度的印刷文本的掌控，以及对伊瑟尔所谓“隐含读者”的期待和渴盼——有待唤醒的、相对同质的“国民”读者群像。但是“发疯文学”深刻植根于并彻底重构了媒介生态本身，算法时代的疯癫依赖碎片化传播与即时互动。媒介限制下，经典“疯癫”的表演具有单向度，狂人、中学教师的抵抗主要作用于特定的、有限的观众，其传播范围受制于物理空间（书本流通）和传统媒介（印刷文字）；“发疯文学”则深度依赖并利用数字技术中介，实现了抵抗的规模、速度和形式的革命性升级。媒介生态的根本性重构，扭转了“发疯文学”抵抗目标，从向外求索变成了向内疗愈，转向内在创伤的抚慰与虚拟共同体的构建。《狂人日记》的疯人疯话是鲁迅想要用“疯癫”唤醒麻木的国人意志，《一九八六年》在“理性崩塌”的“绝望”中仍进行反思性叙事，但是“发疯文学”卸去了《狂人日记》沉重的启蒙野心，也不追求《一九八六年》的绝望深度，而是以戏谑、自嘲和符号混沌，在控制社会的夹缝中开辟临时避难所。这种抵抗不再具有鲜明的外向批判性，而是转向内向疗愈性；其抵抗不再指向具体权力结构，而是通过符号狂欢宣泄情绪，在虚拟部落中构建情感同盟。
（三）异化主题改写与生存战术转变
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化为甲虫的荒诞叙事，与当代“蟑螂文学”的戏谑自嘲，以虫形意象和异化主题形成跨越时空的互文，却因社会语境与抵抗策略的差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疯癫形态与主体命运。
首先，格里高尔变形后成为家庭与社会的“剩余物”。这种异化是不可逆、被动的，最终导向死亡。而“蟑螂文学”“吗喽文学”的异化，是可逆的、主动的，以自嘲消解现实压力，将严肃议题（如研究生与导师的矛盾）转化为戏谑符号，通过调侃实现情感宣泄，用自我物化、身份降格的策略寻找“逃逸线”。
例如Z世代用户以“蟑螂”自嘲，隐喻在学历内卷、职场压力下的自我物化。蟑螂所具有的“肮脏”与“顽强”双重属性，既象征个体被排斥的卑微，又暗含挣扎抵抗的生命力。传统异化中，权力通过符号系统（比如“蠢猪”）规训主体；而“蟑螂文学”则以自我污名化的符号反讽，解构权力话语的正当性。通过自嘲与集体互动，主体在控制社会中寻找弹性生存空间。
（四）经典内核共享与非理性降维
郭沫若诗歌中的“天狗”式迷狂（“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以非理性语言冲击传统格律，与发疯文学的“能指分解”（如乱码、语法坍缩）共享反形式主义内核。现如今，郭沫若的诗歌在“发疯文学”中获得新生，呈现出跨越时代的文学魅力。朱自清早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指出，郭沫若“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这种对形式的蔑视与“发疯文学”解构语言逻辑的策略一致，均是对既有秩序的反叛；“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是“五四”时期个体觉醒的极端表达。当狂热的“天狗”在诗中撕咬日月时，其疯癫姿态以非理性话语和原始的情感爆发挑战传统权威。
而当下对郭沫若的研究超越了诗歌本身的范畴，向文化传统、文化品格等更为深广的层面拓展。有学者指出，从接受美学上讲，郭沫若的前期新诗几乎很难用理性进行分析。其诗歌表现出一种醍醐灌顶的原始仪式和近乎宗教崇拜般的情绪迷狂，所以真正解读郭沫若的诗的唯一办法就是抛开逻辑，换用原始思维互渗的思考方法。郭沫若诗歌的“不可理性分析”性，恰恰与“发疯文学”的非逻辑性相通。二者均依赖直觉与情感的直接喷涌，而非理性思辨。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相似性，使得郭沫若的诗歌天然适配网络时代的情绪宣泄需求。于是有戏言称，郭沫若是“发疯文学”的鼻祖，并对郭沫若的诗歌作品进行“填词”式的二次创作，使其更具有当代的生活气息，将诗歌从“经典”降维为“素材”，实现大众对精英文化的戏谑占有。例如：“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古代文学来吞了，我把现代文学来吞了……我的我要爆了！”这种改编剥离了原诗的精英主义语境，转而聚焦于青年群体的现实焦虑，将郭沫若的精英式迷狂转化为可复制的数字迷因。
小红书“天狗发疯文学”笔记截图（来源：@厌青，访问日期：2025年3月10日，http://xhslink.com/a/vM8TCDnV2Sw7）
部落身份构建：符号狂欢与共同体形塑
小红书“发疯文学”笔记截图（来源：小红书用户@迦南，2023，访问日期：2025年2月22日，http://xhslink.com/a/e0sBJ7fxLOp6）
以小红书用户@迦南 的发疯帖为例，“发疯文学”是数字原住民在虚拟空间中的“部落化”实践。米歇尔·马费索利在《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中指出，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通过情感联结与符号共享，形成松散、流动的“新部落”，其核心在于临时共同体的构建与情感共振的维系。马费索利认为，传统社会基于理性契约的“个体主义”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情感、符号和仪式为纽带的“新部落”。比如，一连串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欢欢欢欢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很好很好”看似只是键盘上大量“h”的随机堆砌，通过“h”键的机械敲击模拟情感失控的生理状态。但是其评论区“哈哈哈”之类的互动，将个体疯癫操演为集体身份认同。当一条“发疯”帖子获得数以万计的点赞和评论时，用户的疯癫表演被虚拟他者的凝视所确认和肯定。
然而，在现实与虚拟世界来回横跳中的主体们在本质上是分裂的，永远在自我与他者的欲望中撕扯。一边是宣称“我不在乎”“我是疯子”的反叛表演，一边是隐秘的“被看见”渴求，因为用户哗众取宠般的表演分明又渴望着同盟者的共鸣。这种矛盾正是网络空间Z世代分裂主体的写照，一边拒绝他者凝视，一边又渴望被凝视填满欲望的空洞。在“发疯文学”中，当我们在说“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真美丽”“这个世界终究是颠了”的时候，已经不是简单的直言判断，而是在实践一种身份建构策略。于是，当这条帖子获得6.2万的点赞量和5.4万的收藏数时，每个点赞、收藏、评论都在通过集体引述加固“疯癫主体”的亚文化合法性。
再者，匿名社交允许用户剥离现实身份参加假面舞会，为疯癫式表达争取责任的豁免权。功绩社会使“有名有姓”的青年被迫处于“被凝视状态”，被迫嵌入打造自身完美形象的僵化系统，将个体形象的符号展演与社会价值绑定。但是“无名无姓”“假名假姓”或是“同名同姓”的网民既不是个体，也不是分体，而是以用户的名义参与到平台空间之中的“虚体”。例如，在虚体构成的平台上，当用户以“momo”的集体账号时，匿名性使“疯癫”从个体病理升华为“momo集团”的全军复诵，实现了文本的繁殖和衍生。
小红书“momo发疯”笔记截图。（来源：@momo，2024，访问日期：2025年3月10日，http://xhslink.com/a/EPkIDw7D1Wu7）
从上世纪的语言学转向与多媒体技术兴起后，表演性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在西方传统中，语言早就被视为模仿世界与生活的工具。在“发疯文学”的文本中，每个符号都在歇斯底里地尖叫，与传统符号划清界限。每一次“发疯”文本的创作与传播，都能让原子化的个体瞬间认出同类。在“发疯文学”中，用户的“疯言疯语”具有鲜明的“以言行事”功能：当用户写下“创死全世界”时，并非表达真实的暴力意图，而是通过夸张修辞宣告对现实的不满，并借此召唤同类形成情感同盟，在虚拟空间中完成召唤。
疗愈悖论与资本收编：控制社会中的美学政治
“发疯文学”的呻吟背后藏着集体的精神创伤的同时，对传统的疾病隐喻进行了重构与反转。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揭示，传统社会通过将疾病与道德评判捆绑，构建起疾病隐喻链，患者不仅要承受生理病痛，还需承担道德审判。这是医学话语与道德话语联合绞杀，将肉体病症转化为精神缺陷。这种运作在心理疾病领域更为显著，时至今日仍有声音指责抑郁症患者“意志薄弱”，焦虑症人士“抗压能力不足”，强化病因内化的认知框架。
当代网络发疯文学彻底斩断上述隐喻链条。情绪崩溃不再是个体诊疗事件，而是转化为“不想上班”“还贷焦虑”等集体口号；“蕉绿症”、“玉玉症”等谐音梗剥离医学严肃性，这种反转创造了抵抗医学化的新范式，将治疗责任从患者转移到压迫系统，是后人类主体对生物医学话语的解构。网络空间中Z世代的“发疯”不是需要被诊断和治愈的病理状态，而是成为个体自我赋权的戏谑标签，将疯癫转化为一种表达自我、释放压力的方式，实现了对传统疾病隐喻的解构与重塑。
在深夜的聊天框里，数百个“哈哈哈”组成的情感矩阵，确实能让孤独暂时退潮。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在赛博空间中衍生出独特变体：在“发疯文学”的场域里，情感能量借助文字排比、符号堆砌的共时性展演实现聚合。当大量相似的文字表述和符号组合在同一时间涌现于赛博空间时，它们形成一股强大的情感洪流，使读者或参与者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绪，进而引发情感共鸣。但这种疗愈终究是水月镜花，甚至可能变成甜蜜的毒药。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早已警告，大众文化会将一切抵抗符号收编为可消费的景观。也即：“发疯文学”有可能沦为资本收编的“疗愈经济”，从最初的抵抗姿态逐渐滑向景观化。资本可能会将“发疯文学”进行包装和运作，失去其原有的批判性和抵抗性，成为文化输出和渗透的帮凶，就像杀马特文化被收编为怀旧IP，就像丧文化变成消费主义的新皮肤。
资本对抵抗符号的识别依赖于平台算法的监控体系，其核心是通过数据抓取与模式识别，将用户的抵抗实践转化为可计算的“潜在价值”。平台算法扫描用户生成内容，识别高频词汇、情感倾向和传播速度；对表情包、梗图进行标签分类，捕捉视觉符号的传播规律；又通过用户互动数据划分亚文化圈层，锁定高活跃度社群。前期的数据抓取和情感分析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就是流量分配与商业嵌入。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将热门抵抗符号（如“发疯文学”标签）优先推送至流量池，一方面吸引品牌方购买广告位，一方面开发衍生产品：算法监测到“发疯文学”在社群的病毒式传播后，将其推送给文创商家，促成“蟑螂立牌”“蟑螂手机壳”等商品的批量生产。商品上架后，又通过算法推荐精准触达“情绪崩溃”的用户群体，原本的抵抗符号沦为消费主义的安慰剂。
此类案例印证了阿多诺的警告：资本通过“疗愈经济”将批判性文本收编为可量产的文化商品。年轻人越是疯狂敲击键盘宣泄，算法就越精准地为其推送“治愈系发疯周边”，完成从创伤到流量的完美转化。疯癫的符号狂欢既是对物化世界的拒绝，又在算法推送中被重新纳入资本逻辑的“同一性”牢笼。用户的每一次点击、购买行为都被记录，反哺算法优化推荐策略，进一步缩小抵抗符号的生存空间。
在平台经济中，用户既是抵抗符号的创作者，又是被算法推向消费终端的“猎物”；发疯文学通过符号狂欢解构理性秩序，将疾病隐喻从个体病理转化为集体抵抗，但其美学疗愈最终陷入资本收编的悖论。资本之所以允许部分疯癫表演存在，恰因它们作为“社会安全阀”，维系着控制系统的动态平衡。这一现象既暴露了控制社会中主体的生存困境，却也暗示了后现代抵抗的流动性可能。在算法与资本的夹缝中，疯癫作为“未完成的救赎”，持续叩问着意义重建的路径。尽管资本收编无处不在，但用户的战术性抵抗仍在持续：当“发疯文学”被商品化后，新的符号变体会再次涌现，形成动态博弈。
（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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